游岳麓书院
2007-10-09 19:32 初次得知岳麓书院的名号，是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上，四大书院宋初既已名闻天下；再次听闻岳麓书院的名号，是从大学同学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副对联，很大的口气。
有幸来到长沙，抱着追慕古人、修德明礼的目的，我来到了岳麓书院。未及进院，院门两旁那已烂熟于胸的楹联便赫然在目：“惟楚有才，于斯为胜”，仅八个字，一派睥睨天下的气度便跃然纸上，豪奢放逸。信步迈入大门，方欲张目四顾，二门的楹联又夺目而入：“纳于大麓，藏之名山”，整饬严肃，雄浑之气扑面而来。尚未游院，便先领受接连而至的心理压迫，使人不由得屏息摄神，神情端庄。
迈进二门，长驱直入，便到达了整座院落的核心所在——讲学堂。讲堂不大，十几步见方，仅容数十人而已，与极盛时期上千学生听课受业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自明代中期八股取士盛行之后，学术思想受到禁锢，自由讲学之风衰落，从今天这所清代重修的岳麓书院来看，象征意味倒远大于实际效用了。讲堂上方高悬康熙帝御书“学达性天”和乾隆帝御书“道南正脉”两块匾额，由此彰显书院的尊贵，更透视出学术所受政治的牵制。
有宋一代，世家大族没落，学术思想得以自由传播，一干布衣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设坛讲学，传经布道，学院由此兴起。然而，南北两宋终究是积贫积弱之朝，不仅疆域较汉唐远逊，且外有强敌环伺，屡屡寇边，内则冗兵冗吏，百姓苦不堪言。此种国家气象，使得宋儒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之理想，却无自信豪放之胸怀，并最终走上穷究宇宙人心、天理人欲这一形而上的道路。
漫游于岳麓书院，目光所及之处，皆是敕令格训、理欲义利，虽端凝厚重，浩气凛然，却乏灵动之性。步入濂溪祠，迎面而来的是“悠然会太极”匾额，此匾是对周敦颐先生一生学术思想的高度浓缩，其下是周先生之画像，两旁石碑则刻有先生之文论，因年代久远，许多字已磨灭难认。徜徉于四箴亭，在程颐、程颢两位先生的画像前，仔细品读那似曾相识的四句箴言，猛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长久以来孜孜于身外之物而忽视了内心修为的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感受到这种空明的心境了。
宋儒的平民气质促使他们要找出一种比较更接近普通大众的原则来解释人生、国家、社会。这个原则，他们称之为“道”，或称“理”，“天理”，“天理”的对立面则是“人欲”，宋明理学由此而来。宋明理学自始带有一种宗教性的狂热和严肃，他们不允许个性差别的存在，为了迎合“天理”，他们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而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将自认为正确的思想强加到别人头上。宋儒济世救民的理想远高于他们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然而，仅有远大的理想而无相当的自信和才能，理想最终将成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宋儒的路走偏了，他们执迷于天理人欲之辩，而天理人欲既不能开边拓疆、痛击强敌，亦不能救民于繁重的赋役，最多只是供知识分子逞一时的口舌之快。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宗教性的狂热，使得宋儒视持不同思想者为奸邪之辈。司马光论张方平为奸邪；洛学一派奉程颐为圣人，而苏轼却谓：“臣素疾程某之奸邪。”；孔文仲弹劾程颢书谓曰：“其人品溅污，天资驽钝。”学术之发展本依赖百家争鸣，如此竭尽侮辱臭骂之能事，恰恰说明了宋代知识分子的狭促和自卑。
岳麓书院并不大，如为学术研究而来，大量的碑文石刻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如为旅游观光而来，则只须感受一下肃穆的气氛即可。内心的修为很重要，但过度的自省则容易走上歧路。中国文明本是早熟的文明，自肇始之时便将目光投向了人际交往与内心修为，对于身外器物则漠不关心。而这种对人事的探究，自宋代以来更是发挥到了极致，以致于在之后的数百年当中，华夏的科学技术开始落后于他人。没有相当的外物基础而妄谈内心修为，到头来只能是自欺欺人。
宋儒的成就是巨大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崇高的历史责任感震铄古今，并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元明清诸朝，直至今天。近代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飘摇，而在一批批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奔走呼号、身体力行下，中国的脊梁重新又挺了起来。宋儒的严肃与专注，是做学问所必不可少的态度；宋儒的清高与自重，更是当今社会的男女们所应好好学习的。
从岳麓书院出来，焦躁迷乱的心再次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感谢范文正公，感谢王荆公，感谢濂溪、伊川、朱子诸先生，你们都是大师！
有幸来到长沙，抱着追慕古人、修德明礼的目的，我来到了岳麓书院。未及进院，院门两旁那已烂熟于胸的楹联便赫然在目：“惟楚有才，于斯为胜”，仅八个字，一派睥睨天下的气度便跃然纸上，豪奢放逸。信步迈入大门，方欲张目四顾，二门的楹联又夺目而入：“纳于大麓，藏之名山”，整饬严肃，雄浑之气扑面而来。尚未游院，便先领受接连而至的心理压迫，使人不由得屏息摄神，神情端庄。
迈进二门，长驱直入，便到达了整座院落的核心所在——讲学堂。讲堂不大，十几步见方，仅容数十人而已，与极盛时期上千学生听课受业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自明代中期八股取士盛行之后，学术思想受到禁锢，自由讲学之风衰落，从今天这所清代重修的岳麓书院来看，象征意味倒远大于实际效用了。讲堂上方高悬康熙帝御书“学达性天”和乾隆帝御书“道南正脉”两块匾额，由此彰显书院的尊贵，更透视出学术所受政治的牵制。
有宋一代，世家大族没落，学术思想得以自由传播，一干布衣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设坛讲学，传经布道，学院由此兴起。然而，南北两宋终究是积贫积弱之朝，不仅疆域较汉唐远逊，且外有强敌环伺，屡屡寇边，内则冗兵冗吏，百姓苦不堪言。此种国家气象，使得宋儒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之理想，却无自信豪放之胸怀，并最终走上穷究宇宙人心、天理人欲这一形而上的道路。
漫游于岳麓书院，目光所及之处，皆是敕令格训、理欲义利，虽端凝厚重，浩气凛然，却乏灵动之性。步入濂溪祠，迎面而来的是“悠然会太极”匾额，此匾是对周敦颐先生一生学术思想的高度浓缩，其下是周先生之画像，两旁石碑则刻有先生之文论，因年代久远，许多字已磨灭难认。徜徉于四箴亭，在程颐、程颢两位先生的画像前，仔细品读那似曾相识的四句箴言，猛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长久以来孜孜于身外之物而忽视了内心修为的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感受到这种空明的心境了。
宋儒的平民气质促使他们要找出一种比较更接近普通大众的原则来解释人生、国家、社会。这个原则，他们称之为“道”，或称“理”，“天理”，“天理”的对立面则是“人欲”，宋明理学由此而来。宋明理学自始带有一种宗教性的狂热和严肃，他们不允许个性差别的存在，为了迎合“天理”，他们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而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将自认为正确的思想强加到别人头上。宋儒济世救民的理想远高于他们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然而，仅有远大的理想而无相当的自信和才能，理想最终将成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宋儒的路走偏了，他们执迷于天理人欲之辩，而天理人欲既不能开边拓疆、痛击强敌，亦不能救民于繁重的赋役，最多只是供知识分子逞一时的口舌之快。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宗教性的狂热，使得宋儒视持不同思想者为奸邪之辈。司马光论张方平为奸邪；洛学一派奉程颐为圣人，而苏轼却谓：“臣素疾程某之奸邪。”；孔文仲弹劾程颢书谓曰：“其人品溅污，天资驽钝。”学术之发展本依赖百家争鸣，如此竭尽侮辱臭骂之能事，恰恰说明了宋代知识分子的狭促和自卑。
岳麓书院并不大，如为学术研究而来，大量的碑文石刻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如为旅游观光而来，则只须感受一下肃穆的气氛即可。内心的修为很重要，但过度的自省则容易走上歧路。中国文明本是早熟的文明，自肇始之时便将目光投向了人际交往与内心修为，对于身外器物则漠不关心。而这种对人事的探究，自宋代以来更是发挥到了极致，以致于在之后的数百年当中，华夏的科学技术开始落后于他人。没有相当的外物基础而妄谈内心修为，到头来只能是自欺欺人。
宋儒的成就是巨大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崇高的历史责任感震铄古今，并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元明清诸朝，直至今天。近代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飘摇，而在一批批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奔走呼号、身体力行下，中国的脊梁重新又挺了起来。宋儒的严肃与专注，是做学问所必不可少的态度；宋儒的清高与自重，更是当今社会的男女们所应好好学习的。
从岳麓书院出来，焦躁迷乱的心再次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感谢范文正公，感谢王荆公，感谢濂溪、伊川、朱子诸先生，你们都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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