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三人造就了一个时代，也终结了一个时代。在他们之后，哲学开始分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身后各有“学园派”和“逍遥派”，伊壁鸠鲁和芝诺则分别创立了“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法律的一些论述已成经典，后人引述不胜其详。相对而言，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法学思想受到的关注不及前两者，但实际上，他们亦是当时十分重要的法学派别，并在人类法律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们继承古典传统，把法律学说同伦理、哲学学说紧密结合起来，并扩展到国家和社会领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就伊壁鸠鲁派而言，人们常提到“契约论”。其实，该派除了用它来说明国家，也用它来说明正义以及正义和法律的关系。

伊壁鸠鲁认为，正义不过是某种“约定”，目的在于防范彼此伤害；有约定，始有正义，无约定，即无正义；世上没有正义本身，有的只是约定，也没有不正义本身，有的只是恐惧；一般而言，正义是普遍的，但也随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如何来判定正义与否？他认为，首先是利益，其次才是法律。一件事如果符合利益，有利于交往，有利于社会关系，就是正义的，否则便是不正义的，无论过去现在，无论有无法律都是这样。

不难看出，在伊壁鸠鲁派那里，法律并不是第一位的，法律虽然有体现正义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维护利益。伊氏这样看待法律、正义和国家，同其伦理学说不无关系。在伦理学上，伊氏以“快乐论”著称于世。他断言，至善在于“幸福生活”，幸福生活在于“快乐”，虽然伊氏很看重理性、美德和精神上的快乐，不过他从不鄙弃、贬低那些“低级的”快乐和欲望，他说：“可以感触的标准来判断一切的善。”这样，根据利益来衡量事物的道德价值、法律意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其思想的点滴中，隐约可以看出后世功利主义法学思想的一些影子,而当下正时兴的经济分析法学,以效用、利益来分析甚至解构正义、公平等法学上的传统概念，似乎与伊氏以利益为主旨的思路也一脉相袭。伊氏关于正义不过是某种“约定”的看法，更是与经济分析法学的某些论断有着惊人的相似,虽然两者在具体分析方法上不可同日而语,但理念却是相通的。或许人类的思想流派自古以来就有着或隐或显的脉络相承。

与伊壁鸠鲁派重约定、感性不同，斯多亚派重自然、理性。众所周知，在人类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自然法思想，就是由斯多亚派首先提出的。其自然法思想导源于其宇宙观。他们认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着一个支配万物的法则，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同样要受这种普遍法则的支配。这种普遍法则就是“自然法”。芝诺的一句著名格言就是：“遵从自然而生活。”

在斯多亚派思想中，自然和理性是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他们从为，理性既是灵魂的主宰所在，也是万物的主宰和主管。自然和理性，本质上相同，至少是相通。“遵从理性”即“遵从自然”，反之亦然。斯多亚派的法律观念就是在“自然——理性”的框架中展开的，这样便有了后世所谓的“自然法”或“理性法”。

与伊壁鸠鲁认为正义源于约定不同，他们认为正义是由于自然而存在，正如法律或正确理性。在这里，法律和正确理性并举，它们皆源出自然。正是由此，孕育和生发了“自然正义”、“自然法”等概念。西塞罗发展了斯多亚派的自然法思想，将之从哲学的自然法改造为政治和法律上的自然法，此后自然法思想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一度居于支配地位，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

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所处的时代，是个过度时期，直接影响了古罗马，并且把古希腊同中世纪乃至近代联结起来，已然融入了整个西方的法律传统，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感性与理性、利益约定与天道自然，这是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思想的基本范畴，而直至现在，法学思想看似林林总总，如果细心梳理其的逻辑起点，实际上都并未脱离于此。